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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和近代的北京采煤业

卢惠华

(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古代和近代,北京地区的采煤业在我国的煤炭开发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北京是我国最早利用煤为燃料矿产的地区之一,在战国时期已经用煤炼铜铸器了。元明清三代,北京的采煤业在全国最为兴盛。近代,京西煤业艰难曲折,但它却是我国首开先河与外国合资办煤矿的地区。中美合办通兴煤矿是我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煤炭企业。今年是北京建都 850周年,特写此文以资纪念。

一、煤矿业的初始阶段

北京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历史悠久。早在旧石器时代,“北京人”已经能够利用矿物和岩石制造简单的工具了,例如,石刀、石球利石锤等。北京也是全国最早利用煤炭为燃料矿产的地区之一。新石器时代, “北京人”开始利用陶器,对火的利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知道了如何掌握火候。战国时期,人们在制陶和铸钱中开始利用煤炭。根据战国燕下都 ( 今河北省易县东南) 高陌村铸钱作坊遗址考古发掘,发现了 “焦砟”。人们认为:“两千年前的战国时期,燕国都城已使用煤炭炼铜铸器了”。

民国 《房山县志·卷五·实业》载: 房山煤业,发轫于辽金之前,滥觞于元明之后,推税于前清中叶。考木岩寺碑记,创自天监二年,重葺于天庆元年。其碑有 “取煤于穴”之文,是辽之前煤已发现矣。

辽金时期,北京地区已开发利用煤是铁的事实。1975 年,在门头沟区龙泉雾务村辽代瓷窑遗址考古发掘,遗址堆积厚 0. 8 ~1. 7m,内部残存大量瓷残碎片、窑具和烧土、煤渣。此后,考古发掘也有多次发现烧瓷的煤渣。

金代北京用煤有诗为证。金代诗人赵秉文诗 《夜卧暖炕》写道: “近山富黑翳,百金不难谋。地炉规玲珑,火穴通深幽。长舒两脚睡,暖律初回邹。门前三尺雪,鼻息方鼾鼾”。意说人们到京郊的山中买煤,用煤烧地炉取暖,尽管屋外很冷,但屋内温暖如春,可以酣然入睡。

以上表明,战国至辽、金是北京煤业的初始阶段。这时期北京地区发现了煤,并有了开发利用,但是利用还不十分普遍。

二、兴旺发达的古代采煤业

( 一) 元 代

元代,大都已大规模开发利用煤炭。据 《元一统志》载: “出宛平县西四十五里大谷( 峪) 山,有黑煤三十余洞。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水火炭,出宛平县西北二百里斋堂村,有煤窑一所”。以上指的是官办煤窑,不包括民窑在内,当时采煤情况,《顺天府志》载: “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所,土人恒采取为业,尝操锤穴道,篝火裸身而入,蛇行鼠伏,至深入数里始得之,乃负载而出。或遇崩压则随陨于穴,故其沾污憔悴,无复人形,然乡民借此衣食终不舍也。其用肚于燃薪,人赖利焉”。

元代,大都采煤业之兴旺,在全国位居前列。《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指出: “纵观元代煤业,最兴盛的应属大都附近的西山地区”。原因是: “大都城内人口日繁,所用燃料越来越多,加上封建政府比较重视,这就使大都的煤炭供应基地———西山一带的煤炭行业较快地发展起来了”。元代,为了解决大都燃煤日益突出的问题,曾着手扩大京西地区的煤炭开发和运输。元至正二年 ( 1342 年) ,左右丞相奏曰: “京师人烟百万,薪刍负担不便,今有西山煤炭,若都城开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来,西山之煤,可望至城矣”。但是,工程修完后,由于河水 “流湍势急,泥沙壅塞,船不可行”而告吹。

元代大规模开发利用煤炭的事实,久居大都的马可·波罗体会很深,在其游记中说:“契丹 ( 指中国) 全境之中,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火候较薪为优,盖若夜间烧火,次日不息,其质优良,致使全境不燃它物。”

煤的发现和利用,是中国劳动人民科学技术与智慧的一大成就,它比欧洲至少要早400 年。

( 二) 明 代

明代,煤炭已较普遍地在手工业中利用,特别是与燃料密切相关的冶金、陶瓷、制盐、砖瓦等手工业,它们要求更多的煤炭供应,因而促进了采煤业的继续发展。斤竣说:“今京师军民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明初,采煤业由官府垄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办煤窑逐渐衰落,私营煤业兴起。《明一统志》载: “顺天府宛平县出石炭。” “官窑仅一二座,其余均为民窑”。这些民窑数量很大。《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指出: “由于京师煤炭市场的需要,加上朝廷一直予以注意,所以北京西山地区已发展为明代最著名的煤炭产地。像浑河、大峪、门头沟、戒台寺附近、居庸关等处就很多”。

明代煤业与元代有很大的不同,私营煤业不少已发展为合办企业,这样有利于增加资金投入,扩大生产,有利于采掘、排水和运输,更有利于经营和销售。此时,窑主与雇工已完全是雇佣关系,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明代,大规模开发利用煤炭,留下了不少与煤业有关的文物古迹。如遗留在门头沟的圈门过街楼、窑神庙和大戏楼这一组相互毗连的建筑物,就是随煤业而建起来的古建筑文物。据了解,门头沟区共有十多座形制不同、风格各异的过街楼,有的还供有神像。这些建筑物有明代的,也有清朝的,它们是当时煤业兴旺的佐证。

( 三) 清 代

清代采煤业比元、明两代更为兴旺。清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协助和鼓励民间开采京西煤矿。如康熙三十三年 ( 1694 年) 下令: “将于公寺 ( 即今香山碧云寺) 前山岭修平,于众甚属有益,著户工二部差官将所需钱粮确算具题”。又如,乾隆五年 ( 1740 年) 二月,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提呈 “广开煤矿”奏折,清高宗批示: “各省产煤之处,无关城池龙脉,古昔陵墓、堤岸通衢者,悉驰其禁,该督抚酌量情形开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皇帝下令,要全国各地查勘煤矿资源、广开煤矿,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煤矿业的发展。

清代,为了加强对煤窑的控制和管理,实行采煤执照制度。其内容也相当详细,包括采矿地点、范围、开闭时间、雇工人数和姓名等。清代乾隆二十七年 ( 1762 年) 煤业最兴旺,近京西山煤窑 16 座,宛平县煤窑 117 座,房山县煤窑 140 座,合计 273 座。从产业规模上看,京西煤窑已具备较大的规模。 “大者一二百人、小者八九十人”。中等规模者投资亦在银千两左右,已经具有资本主义手工场的规模。

嘉庆年间,京西一带采煤业仍相当兴旺。

北京的古代采煤业,尽管有时也出现挫折,和全国一样也出现过矿禁,但总体发展是比较顺利的。煤矿对北京这个古都太重要了,它关系到宫廷的日常生活,也关系到首都百万军民的需要,所以北京煤炭的开采比其他地方普遍,更受重视,也比其他矿种开采的阻力小。古代矿业受限制或受禁闭,根本原因是历代封建帝王 “重农抑末”的指导思想作怪。此外,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 “风水说”,认为开矿会 “始则崩坏陵谷,断绝地脉。继则铲伤庐墓,永绝人文,竭本地之精华,绝士民之生路”。这种思想在一些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中甚为普遍,他们坚决反对开矿: 二是怕群众闹事。元明清几代都有矿工 “造反”的事情,所以历代统治者对开矿都持慎重态度。明代矿工闹事尤其突出。明神宗显皇帝企图用 “开矿榷税”的办法来筹集资金。他派宦官到各地征矿税。宦官们横行霸道,重征叠税,搜刮民财,引发一场长期的波及全国的反矿监、税使的斗争。这场斗争此起彼伏,时起时落,大小数百次,长达 10 多年,给明代统治阶级沉重打击。如万历二十八年( 1600 年) ,宦官王虎去香河强行征鱼苇矿税,激起 “生员士民”数千人的武装反抗。两年后,又发生了京西窑工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万历三十一年 ( 1603 年) 三月,一支由窑工、运煤脚夫和部分窑户组成的示威队伍,浩浩荡荡向北京进发。这些 “黧面短衣之人”,在京城内 “填街塞路”,高呼减免矿税和撤换宦官口号。此举引起朝廷极大震恐,只好撤了宦官,减免矿税以平民愤。

三、曲折、坎坷的近代煤矿业

( 一) 列强投资,攫取矿权

18 世纪 60 年代,英、德、美、意、比、日等国纷纷向清政府提出在北京开办矿山、修筑运煤铁路的请求。清末民初,在北京先后出现了中美合办通兴煤矿、中比合办裕懋煤矿、中德合办天利煤矿、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中日合办杨坨煤矿。其中,中美合办通兴煤矿是 1896 年兴建的,1911 年改为中英合办。民国九年 ( 1920 年) 矿区面积达 4770. 2亩,是当时京西地区最大的煤矿之一。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是民国二年 ( 1913 年) 华商与比利时商人合办,1915 年改为中英合办。经扩建后矿区面积 568hm2,是北平地区最大的煤矿,也是开采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煤矿。有竖井两眼,资本 150 万元。使用风钻打眼,黑火药爆破,井下铺设铁轨道,用矿车运输。民国十二年 ( 1923 年) 正式投产,当年产煤 41. 388 万 t。民国二十三年 ( 1934 年) ,产煤 43. 8 万 t,占北平地区当年煤总产量的 39% 。至民国二十八年 ( 1939 年) ,该公司资本已达 430 万银元,职工人数 3000 余名。从当时的年产量和矿区面积看,该矿在全国采煤业中也属前列。

上述五座中外合资煤矿企业的兴起,在近代北平地区矿业史上有过重要的影响,毕竟它们都有中外合办的合同,且有官方批准之矿照,有一定的办矿手续。特别是中美合办的通兴煤矿 ( 后改为中英合办) ,它首开中国人与外国人合办矿业之先河,并成为我国第一个中外合办并正式生产的煤矿企业,对利用、引进外资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外,外资的加入,部分地改变了北平地区采煤业的技术面貌,对煤炭生产起到推动作用。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合资办矿的目的是攫取利润和掠夺资源,他们牢牢地掌握着采矿权,故名为合办,实为洋人独办。

( 二) 日本的垄断和掠夺

与英、美列强相比,日本涉足北平的矿产资源较晚。但后来者居上,且显示出极度的贪婪性。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便不择手段地、疯狂地加强掠夺北平地区的矿产,武力占领,实行垄断,甚至中外合资的企业也被日本占领。

日本垄断和掠夺北京的矿产有金属矿、非金属矿和煤矿,以煤为主。直接垄断和掠夺的几家煤企业产煤情况如下:

1. 杨坨煤矿

民国七年 ( 1918 年) ,内务府员外陈熙武之子陈绍武与日本臼井洋行合资兴办杨坨煤矿。资本 100 万元,各出一半。经营矿区面积 585 亩,开出两口斜井,深 160m,遇煤三层。年产煤 5 万余吨。卢沟桥事变后,日寇撕开了合资假面具,公然武力霸占了杨家坨煤矿。

2. 门头沟煤矿

民国九年 ( 1920 年) 建立的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是当时北平最大的煤矿。矿区面积 4658 亩。民国三十年 (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以后,原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被日军占领,实行军事管制。民国三十二年 ( 1943 年) 改为中日合办,但实际上为日本人垄断。日本人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经营不遗余力,英国人经营期间,最高年产量为 43. 80万 t; 而日本人经营期间达到 55 万 t。

3. 川南工业门头沟矿业所

该矿是日本川南工业株式会社兼并恒昌公司而于 1938 年 9 月成立。恒昌公司原为宏福窑,矿区面积 979 亩。历年产量分别为: 民国二十六年 ( 1937 年) ,3. 5954 万 t; 民国二十九年 ( 1940 年) ,1. 4016 万 t; 民国三十一 ( 1942 年) ,11. 6354 万 t。

4. 利丰煤矿公司

公司位于门头沟郝家坊村。民国九年 ( 1920 年) 由中国矿商何荫棠创办。民国二十六年 ( 1937 年) ,日本人川品之白炼瓦公司兼并此矿改为中日合办,资本 50 万元。1940年产量,6. 249 万 t; 1941 年,14. 46659 万 t; 1942 年,10. 8386 万 t。北平沦陷期间,日本人在门头沟矿区共设新式矿井 12 处,最高年产量达 200 万 t,历年各矿总产量分别为:1938 年,80 万 t; 1939 年,29. 90 万 t; 1940 年,155 万 t; 1941 年,203 万 t; 1942 年,189. 9 万 t; 1943 年,108 万 t; 1944 年,144 万 t。

5. 大台煤矿

它包括大安山坑和清水涧坑。民国六年 ( 1917 年) ,日本人即派员对其进行调查。1920年获得大安山坑的开采权。1939 年,日本人成立炭所9 处。建厂房、置设备,并架设通至石景山发电厂的输电线路。利用电力开凿大台及清水涧平洞。1942 年,两个平洞分别凿进880m 和 400m,穿煤 13 层,随即正式开采出煤,日产量最高达 1500t 左右。历年产量为:1939 年 10 ~ 12 月,0. 11469 万 t; 1940 年,4. 1879 万 t; 1942 年 1 ~ 8 月,3. 1956 万 t。

6. 房山坨里煤矿

1937 年,该矿 被 日 本 人 接收 经 营。 历 年 产 量: 1938 年,10. 0579 万 t; 1939 年,9. 2469 万 t; 1940 年,17. 2928 万 t; 1941 年,19. 3686 万 t; 1942 年,15. 3323 万 t。

( 三) 民族采煤业发展受挫折

在列强纷纷投资北平煤矿资源的同时,民族资本主义煤业也在努力发展。20 世纪初,平西地区出现了一批民族资本家开办的煤矿企业。门头沟区主要有: 中兴矿、四维公司、宏顺窑、治水公司等。斋堂、板桥和王平村地区有: 斋堂煤矿公司、同兴煤矿、板千煤矿等。房山区有: 伟业煤矿、大丰煤矿、兴宝公司等。此外,还有一批民办的小煤窑。据《中国煤矿》载: 1935 年,京西民窑达 630 余座。煤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交通的发展。清末民初,北京先后修筑了周口店、坨里、门头沟运煤铁路、房山运煤专线以及门头沟公路。20 世纪 20 年代,门头沟区又修建门斋铁路。与此同时,京西煤矿的水运也有所突破。琉璃河镇修码头后,房山区的煤炭,沿大石河顺流而下,可抵达天津。30 年代,由于水量减少及铁路、公路的发达,水路运输失去了作用。

为侵略战争的需要和攫取巨额利润,日本在垄断和掠夺平西煤矿过程中,采用卑劣手段制造平津地区的煤荒,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其做法是: ①实行物资配给,限制民窑生产。日方规定,凡民窑需要的火药、电石和粮食等物品,一律实行配给。②控制铁路运输,设立民窑收煤所,不经批准,采煤不能外运。并强迫众煤窑签署 “宣誓书”,强行收购民窑煤矿。③成立 “四门组合”,统制煤炭销售。日方以低价收购煤炭,又在城内设店高价销售,获取暴利。日方在城里设的 “四门组合”( 即北三门门头沟煤炭统制贩卖公司和南城的门头沟煤炭统制贩卖公司) ,只许自己卖煤,不许他人卖煤。从而形成产运销独家经营的局面。日本人利用这个垄断权制造了 1944 年北平和天津的大煤荒。导致众多工厂、商号歇业,大量民窑关闭破产,大批矿工逃荒、讨饭、饿死街头。正是由于日本的掠夺和垄断,北平工业迅速殖民地化,煤矿业衰退,大多数煤矿企业停办。民办小煤窑急剧减少,仅门头沟区的小煤窑就从 1930 年的 150 余座减少至 50 余座。民族煤业受到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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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n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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