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志恒
“理”是欧阳中石先生学术思想的重要范畴之一欧阳中石书法惠风和畅，先生常常用“理”、“文”、“化”这三个范畴欧阳中石书法惠风和畅，指导我们理解“文化”所含的真谛，笔者受业先生多年,常常思考这一思想的重要意义，现整理成文，或许可以贴近先生学术思想的一点边际。
先生将书法置于中国文化的沃土上进行观察研究，视书法为中国文化中特殊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化展现出的一朵奇葩。先生这一关涉书法定位的思想,取得了学界的一致认同与广泛的追随，“中国书法文化”的思想给书学研究圈定了一个正确明析的理论范围,使书学研究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然而，什么是“文化”？“书”与“文化”的关系怎样描述？是先生锲而不舍一直研究着的大课题。先生指出:“古今中外关于‘文化’的定义不下几百种，它们从不同角度对‘文化’这一概念进行了诠释，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理解‘文化’，中国哲学中‘理’、‘文’、‘化’这三个概念和范畴具有非常重要的内容和意义。”（注欧阳中石书法惠风和畅：未注出处者都是源自笔者听课录音或笔记，如与先生原义有出入属本人粗疏所致。下同。）先生还说欧阳中石书法惠风和畅：“人生活在自然界中，生活在人与人之间。从有人类以来，人类总是一步步往前、往‘好’处走的，欧阳中石书法惠风和畅他们总是在提出愿望，延伸愿望，扩大愿望中生活过来的。也可以说人类一直在往‘好’处追求，追求的是越来越‘美好’。为此人类在不断地提出想法，想尽办法去实现这些想法，创造新生活。”
先生又说：“起初我们的古人就是用‘文’来表示美好的，甲骨文字形象正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是人追求美好形象的表示。”“文而化之，使事物都美好起来，这样的过程，就是文化。”
欧阳先生说：“我们常把人类的学问分成文、理两大类。‘理’是客观规律的总结，‘文’是规律痕 迹的展现；文是理的反映。”（见《书法教育》，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主办，2006年月10月27日，第十期，之一版），先生指出：“我们人的脸，长成一个鼻子在中间、底下横着一张嘴、上边分开两个眼睛、两边两个耳朵（而且都对称）这个样子，这是客观规律。嘴要说话，要吃饭，就要上下开合。大家是否想过，它为什么是上下开合，而不是左右开合？如果左右开合的话，嘴就成竖的了，喝水就会顺着流下来。嘴要哭要笑，要开合，就要上下动，脸要往两边展，这就是客观规律。要把这个规律反映出来，就留下了它活动的痕迹，也就是鼻子旁边的这两条纹。这两条纹非常科学，上边从鼻洼上部出来，而没有顺着鼻子出，形成一个弯，这叫做‘腾蛇纹’，这个纹就是嘴一开一合形成的痕迹。如果没有这个纹，脸就不会动。再如眼的两旁有鱼尾纹，是为了闭眼，为了合眼；抬头有抬头纹，抬头不会出竖纹，也是上下关系，所以这些纹的反映也都是客观规律的痕迹。当然这是原始的‘理’和‘文’的形成。那么扩而大之来看，人的活动也必须遵循规律。凡可以灵活活动的地方，也都会留下痕迹，留下反映。”（见《书法教育》，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主办，2006年10月27日，第十期，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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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先生所说“理”是指客观事物规律，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意识自身所固有规律性的特质，这种特质是可以认识和掌握的，人们认识和掌握这一特质，所依据的往往就是“理”这一内容所展现的形式——“文”，通过人类的认识和归纳，“文”就有了客观规律性和美的形式，同时，“文”也就具有了按照客观规律和美（不仅仅是艺术美）的要求影响或改造客观世界的价值，这种影响或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就是“化”，亦即，以“理”成“文”，以“文”行“化”。
先生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严密的逻辑训练，养成了他十分严谨的学风，对概念的厘定常常是一丝不苟。再有，先生在厘定概念时十分注意掌握汉字本义所包涵的思想内核，以此为基因探寻其引伸义，准确把握引伸义与本义的关系。因此，他的论断常常不落窠臼，准确鲜明，语出惊人。
先生是从“理”概念的原始涵义起步的。先生说，“‘理’是中国哲学精神的核心范畴，从现有材料看，最初见于《诗经》，后经先秦诸子百家引发，形成了抽象的哲学概念，出现了不同的派别，此后并且出现了玄理、性理、直至宋明理学的形成。但‘理’最初所涵有的纹理、治理这些规律性的意义到现在也并没有改变，而且经过哲学语言的提炼而更加明显。”先生的见解是建立在他对深厚的中国文化的理解之上的，现在我们略引几例即可清楚地理解先生学术思想的渊源所在。
“理”字最早出现于《诗经》，在《小雅•信南山》有“我疆我理，东南其亩”的诗句。在此，“理”是做动词使用，和劳动实践联系在一起，是治理疆界土地的意思。暗含着经过治理，使其条理化，秩序化之义。《说文》从字形上解释说：“理，治玉也，从玉里声。”依此，理字的本义是治理玉石，使之成器,“理”最初含义有治理和条分缕析等义。但“理”的这一涵义具有依纹理而治之义，玉之纹理见方可治玉，因此，我认为其名词性纹理的涵义不会晚于其动词性治理之义。
在先秦诸子中，唯荀子喜言“理”。“物理”、“文理”和“大理”是荀子“理”之学说的重要范畴。荀子视“物理”为客观事物的秩序和规律，虽然并没有严格区分“物理”所包含的自然界和社会两方面的内容，但他更重视社会方面的内容，认为礼是客观的社会制度和规范，代表一种社会秩序，这就是文理。“礼”即“文理”，是“由人与人相互表现其思想活动行为而成。因而此文理不可说是属于某一特定之个人，而同时是将社会中之诸个人联系组织起来之理。社会之发展由古至今而有历史，则此文理，同时是由古而通贯到今日与未来者。”（唐君毅著《中国哲学原理•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之一版，第15页）“文理”虽然是由圣人制定出来的，但其依据则是自然之“大理”。“大理”是一切事物之理，是事物的全面真理，“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黯于大理。”（《解敝》）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子》言理处也很多，并在《解老》篇，为“理”字作一详细定义，其言可谓淋漓尽致，《韩非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物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有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
孟子是之一个从人性的角度提出并讨论“理”问题的思想家，认为人不仅有共同的感 *** 好，而且同样应该有共同的对道德的理性追求，在此，“理”已不是就客观外物而说，而是就人的修养方面而言，具有了人文方面的内容。孟子将“理”说成是圣人已经早已归纳总结的，人之活动所必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其所指实亦就人文社会某一行为规律而言。 “义理”是内在的，但可以“悦心”，这种和美味一样的体验和感受，是建立在自我体验、自我反思和自我修养之上的。
庄子言理之多仅次于荀子，多见于《外篇》。其理也有治理之义者，如：“治其形理其心”（《则阳》）等，但庄子之理的主要涵义，乃在其言“天理”或“天地万物之理”。“天理”是庄子首先提出来的，一方面是指客观存在对象之理，而此正同于韩非子之理，纯从客观对象上说“理”之一渊源所自。另一方面，庄子所谓“天地万物”并非是指与人主观相对的客观世界。其“万物之理”也不同于韩非子“成物之文”的形式相状，它指的是一种超于万物之外的，物之变化存亡死生之道之理。庖丁解牛就是依乎天理，但此天理正不在牛身之实处，而是指牛身之虚路虚理，是无形的。庄子的天理，尽管侧重于形而上，然而，正如欧阳先生指出，其理所涵盖的规律性内容则是十分明显的，它不可名状，超然物外，但它终是一种运动或变化的规律。
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出，“理”的最初涵义作为名词具有表示客观物质之纹理、脉理、腠理等涵义；同时，“理”还具有依据纹理条分缕析进行分割治理之动词词性的涵义。理的初级概念确立以后，很快为先秦诸子引用为其理论元素，并赋予其抽象的哲学意义，使其成为人文社会、学术思想和意志行为等方面的命题。欧阳中石先生关于文化、艺术性质问题的思索起步于此，可谓根之深矣。根深方可叶茂，方可花艳。欧阳先生认为，“经先秦诸子的奠基，以及各代学者的努力，‘理’由简单的概念到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命题，其涵义可谓丰富繁杂。但‘理’所具有的这些哲学意义，是在其初意发展而来，并且是以其初意为思想核心的，那就是‘理’所具有的结构的、秩序的，以及思维的、运动的规律性特质，这种规律具有客观以及制约的性质。因此，办事要条分缕析，处处应依理行事。”
欧阳先生经过长期研究，在探索文化的本质中，用中国古老的哲学概念“理”、“文”、“化”作为核心范畴，可谓独辟蹊径，搔到痒处。又从“理”原始涵义到它成为更高学术理念进行分析，得出“理是客观规律的总结”的论断，成为其理论体系的坚强支点，有其独到而深刻之处，具有“浓缩”“结晶”的理论价值。
